新闻学已消亡 学子出路在何方?Journalism is dead. Where is the way out for students?

(RUC新闻坊)日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取消本科招生”的消息引发热议。

一时间,“新闻是否‘无学’”“大学教育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等话题再次被摆上圆桌,一场关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认同危机浮现。

在大学制度、学科走向的宏观讨论之外,对一名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言,关于就业的问题来得更为现实。

中国新闻教育已跨过百年。有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国已有681所高校开设了1244个新闻传播本科专业点,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一级硕士点115个,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授权点165所。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0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874万人,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加40万人,增量、增幅均为近年之最,就业形势严峻。在这个受到疫情影响的特殊的春夏之交,将有大批新传学子从高校毕业,汇入人才市场“奔涌的后浪”之中。

RUC新闻坊从企业官网、招聘平台选取了2020年校招明确要求新闻传播专业与无明确专业要求岗位,共计117家头部单位、336个岗位,对这些岗位的招聘要求等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我们想知道,在这场残酷的就业竞争中,“新闻传播”专业的标签意味着什么?有哪些技能是这一专业的教育背景无可取代的?

学科的价值不由市场定义,高校教育也不是岗前培训。但这一次,让我们聊聊象牙塔外的现实世界,以及那些渐渐不被谈起的理想,正在如何贴地飞行。

一、危机: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新闻与传播(尤其是新闻)是一个总被与“理想”并举的学科,但从学校到职场,从选择到被选,往往是一部有关新闻理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最直观的反映是薪资。谁都知道干这行不能太计较物质回报,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满足和回馈。但是直面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物质压力,坚守理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韧性。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薪水上,拥有大学学历的新闻从业者与其他行业中拥有大学学位的员工相比,拥有大学学历的新闻从业者收入更低。其他行业的平均年薪是6.1万美元,而新闻从业者只有5.2万美元。

在中国,新闻与泛传媒行业的薪资较低,也几乎已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

目前就职于某央媒的编辑张竺,是一名人大新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她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她同时拿到地产offer与媒体offer的那一天,媒体的主任便开诚布公地表示,这里的薪资待遇与地产行业没法比较,“如果选择来这里,那么前一年你可能还得跟父母伸手要钱。”

“在回来的公交上,我记得非常清楚,公交车刚好在播放招聘广告,都是一些小工类的,学历要求基本都是大专,而薪资和刚刚我拿到的offer一样。” 张竺回忆道。

其次,是新旧媒体交替之时,关于媒体的“专业化危机”。一方面,新闻之外的专业技能被不断加强。在新冠疫情中就可看到,专家与学者的意见具有更显著的信息增量,甚至绕过新闻媒体,直接与公众进行对话,如张文宏医生日前便开通了微博,发布疫情与健康相关的资讯。

金融作家、编辑兼播客主播Felix Salmon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评论》中表示,普利策说的“将新闻培养成为一份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在流量时代早已失效。那些最优秀的记者往往不是科班出身,如报道过“水门事件”的著名调查记者Carl Bernstein就从未上过大学。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的编辑周晓丽在接受RUC新闻坊采访时表示:“短期来看科班出身上手快,但是长远来讲还是要看谁投入的有效时间多。这种投入不只是工作时间,还有你对这个行业的思考和投入。谁思考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谁就会胜出。”她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新闻业自其诞生起便不断地借鉴其他领域,一个只懂新闻知识的记者很难成为一名真正伟大的记者,而不少知名记者也非科班出身:英国著名记者克里斯托夫·赫钦斯承认,早期的新闻记者时常从查尔斯·狄更斯等作家那里汲取养分;吉普林与海明威的记者经历鼓舞了后来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亨利·鲁斯曾是一个准传教士。事实上,新闻业对记者的期待是成为一名“准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让记者传声筒和监督者的角色被“祛魅”和削弱,社交媒体反而成了新闻的发生地、传播地,甚至解决地,开启“全自动模式”。

除了来自人的危机,技术的赶超也让新闻人猝不及防。据英国卡迪夫大学传播学院的报告,1985年以来,《泰晤士报》《卫报》等主要英国报纸,超过60%的新闻内容都是新闻通稿,只有12%的内容是记者第一手原创采访的新闻,各大媒体的原创性堪忧。而这些通稿的写作,正在逐渐被机器人写作取代。不仅科班出身不是必要条件,甚至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本身都正在遭遇一场存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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