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件90周年,解放军报趁机炒作“落後就要挨打”——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中国大陆各地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18日上午9时18分,辽宁全省14市鸣放3分钟防空警报,渖阳并要求在9条路、18条街上行驶的机动车辆一律停驶鸣笛。

中国各地除在18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解放军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九一八事变带给我们一个血火启迪:落后就要挨打,军强才能国安。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军队的强弱休戚相关。军事上一旦打了败仗,必然给国家带来致命影响,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文章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解放军作为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决不让战火在我们的家园燃烧,决不让疆土有半寸丢失,决不让国家发展进程被打断」。

然而随着史料的逐渐被披露,这个被海峡两岸同称为“国耻日”事件的前因后果也相继显露出历史原貌。证据显示,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最初起源于两国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因内乱和利益分裂而难有建树,中共则是煽风点火的推手和最大利益获得者。煽动民意而枉顾人命的做法迄今不绝,反思历史亦当为今人诫。

“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决定的,喊“积极抗日”口号的是汪精卫

1931年,日本军官石原调任关东军参谋,9月18日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猛攻沈阳的张学良军,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却根本不理会上级指示,反而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森岛和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高层交涉,都被军官拔出军刀威胁。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为支持蒋介石挥兵入关,北伐战争后拥兵10万驻扎在北平。当时东北仍有14万驻军,但在战斗力上缺乏近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制空能力。张学良得知日军发起事变后,经和军事顾问商讨,向在奉天的军队下令避免和日军冲突的命令。他忧虑东北军会输给日军,自己将丧失根据地,因此希望避免事态扩大。

当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产党叛军,得知事变后21日返回南京,也不希望看到东北事态扩大,因此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后来中共为打击蒋介石而宣传称张学良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但事实是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对东北军的直接指挥权。张学良1991年重获自由后,也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当年的“不抵抗”决策完全由其决定。他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时认为“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政府陷入是“战”还是“和”的苦恼,蒋介石最终采取“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通过解密《蒋介石日记》和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战胜日军几乎不可能,应优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使中国能尽快走向自强的道路。他自1928年北伐军对日妥协的“五三惨案”后曾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他从5月10日后的日记中均以“雪耻”开头。

但他“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消除中共分裂主张后再集结力量对抗外来势力的原则却遭到国民党内部阻力,汪精卫和孙中山长子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并打出积极抗日的口号。在中共旨在转移压力的宣传下,当时中国的舆论完全倾向于采取对日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爱国学生更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中央大学学生甚至冲入外交部将部长王正廷殴打至重伤,后者被迫于9月30日辞职。

中华民国21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控告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称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克制和忍耐,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裁决。当时是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温和派代表人物币原外相亲自前往国联解决满洲问题,对关东军的行为进行辩解的同时,同意立即撤军。国联理事会30日达成中日都能接受的决议案。日本政府表态称,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日军行动旨在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将立即开始撤退。中方则承诺在日军撤退后保护日本平民安全,并采取措施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关东军却不理会日本政府的命令,要在东北建立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独立国家”,但国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石原、板桓及土肥原大佐22日举行秘密会议,确立在满洲建立以满族人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而领导人的最合适人选则是清朝废帝溥仪。会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仪密谈。币原外相则指示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向溥仪发出密电,告诉他在满洲建国是政治阴谋,请他自重。但复辟心切的溥仪还是投入关东军的怀抱。

在中国展开外交斡旋的同时,日本学生却发起大规模“爱国运动”,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其“爱国行为”,指责政府的“软弱”政策。

关东军不但不执行日本政府和国联达成的撤军协议,反而在11月又向东北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因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约1.4万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驻朝鲜军团增援。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却独断地派出2个师团约3万人增援关东军。

蒋介石在向和平解决东北冲突无效后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下野,南京和广州政府统一,新国民政府以广州派为主,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新政府虽宣布积极抗战,但得不到各地军队的实际支持,体会到“口头抗日简单,实际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张学良也以新政府没有提供支持为由,拒绝死守锦州的命令,将全军撤入山海关内,试图保住其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

因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若榇内阁12月11日倒台,犬养毅内阁成立。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私人关系的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危机,12月20日秘密派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且不承认次年3月1日成立的“满洲国”。但这却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狂热军人5月15日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杀害。以后的文职内阁变成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承认“满洲国”后,次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中共推波助澜激化矛盾

史实显示,在某种意义上,“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和日本“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宁要廉洁军人,不要腐败政治家”的社会舆论基本站在狂热军人一方,令政府无法追究林铣的违令行为。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的凶手,认为“爱国无罪”,发起全国签名为凶手开脱减刑,甚至有少女写信要嫁给杀人凶手。历史证明,“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两国高层仍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中共扮演的却是推波助澜的角色,不但以军事分裂拖住国民党政府的后腿,更煽动民意以激化矛盾。而战后又把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说成自己的组织,甚至把后来向西北的大溃败也美其言曰“北上抗日”。而事实是义勇军多为东北军残部,所谓“打响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也是国民政府黑龙江省代省长兼黑龙江步兵第3旅旅长,他在投降满洲国后又被张学良策反。更可笑的是,日军侵华是以东北为突破口,以华东和东南亚为主要目标,中共向西北转移兵力并非抗日,而是藉国民政府抗日之机苟延残喘以图卷土重来。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宣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不撤兵则不交涉。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被殴,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长张群挂冠以去。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针对此说:“凡此种种,无不为侵略者添翼。”他指出,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就借机说:“头可断,兵不可撤。”

不幸的是,当年中国又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灾区漫延十余省,尤以长江及淮河流域为甚,灾民达5千万人,死亡枕藉,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急待赈济。连年内战早已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中共控制的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张,成为对南京政府的另一威胁。蒋介石对江西苏区2次围剿失败后,正发动第3次围剿。加上广东政府分裂,以致南京在期待息事宁人的心理下,对东北局势研判失误。

蒋介石在“九一八”次日写道:“……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因当时中国形势复杂,实际所为与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更是整个中国军队的责任。当时中国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抗日救国,实际并不肯贡献实力,其中也包括中共的割据势力。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旨在首先消除私家军,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外侮。后来的抗战结果证明这种理论也并非没有道理。

“九一八”事变与其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不如说是中国国民革命走向失败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被迫将主要力量放在对抗外侮上,没有机会在兵连祸结后休养生息以图自强自立。而中共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获益者,有机会争取民意和借机坐大,这从中共建政后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即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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