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是一名性罪犯，也是一名富有的金融家，他与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有着近15年的业务往来。然而，这种关系现在给摩根大通带来了麻烦，因为两起民事诉讼指控该银行忽视了爱泼斯坦涉嫌性交易的迹象，只是为了从他那里获利。

这两起诉讼分别由代表爱泼斯坦受害者的律师和美属维尔京群岛政府提起，都在去年底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立案。目前，这两起诉讼正在快速进行中，已经对受害者、维尔京群岛官员以及曾经为摩根大通和爱泼斯坦工作过的人员进行了数十次证人证言。这些诉讼将在本周五进入一个新的紧要关头，因为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将在该银行位于曼哈顿的总部接受证人证言。

根据诉讼文件中披露的新证据，摩根大通的一些员工曾多次将爱泼斯坦的交易报告为可疑活动，而其他文件则显示爱泼斯坦与该银行的高层之间有着亲密和便捷的联系，即使在他2008年因为从未成年女孩那里嫖娼而认罪后也是如此。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斯塔利，他曾经是摩根大通的高管，负责管理为该公司最富有客户提供服务的私人银行，并后来负责其投资银行业务。根据诉讼文件，爱泼斯坦与斯塔利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2008年8月，就在爱泼斯坦认罪几周后，一名摩根大通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暗示戴蒙将审查与爱泼斯坦的业务关系，美属维尔京群岛政府提起的诉讼中引用了这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写道，“我会把爱泼斯坦的资产算作08年可能流出的（大约1.2亿美元？），因为我无法想象它会留下（等待戴蒙审查）。”

爱泼斯坦于2019年8月10日在等待审判性交易指控时，在联邦监狱中自杀身亡。他被指控运营一个“庞大的网络”，用于性交易未成年女孩。摩根大通于十年前与他断绝了客户关系。

许多诉讼文件和证据都是保密的。摩根大通准备的一份文件显示，该银行的员工曾就爱泼斯坦的一些交易提交了大量可疑活动报告（SAR）。这份文件是上周提交给法院的一份文件中的一个附件，在该文件中列出了“在2000年至2019年期间参与报告与爱泼斯坦账户相关SARs”的四十多名员工（姓名被隐去）。

当银行怀疑某笔交易可能涉及洗钱或欺诈时，必须向联邦监管机构提交SAR。这些报告是保密的，因为这些交易可能被证明是合法的，不过它们可以为当局提供调查线索。

摩根大通发言人表示，该银行并不知道有任何迹象表明爱泼斯坦涉及性交易。

银行表示，没有这样的审查的记录，戴蒙也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审查。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显示，爱泼斯坦曾于2010年3月2日安排了一次与戴蒙和斯塔利的会面。摩根大通的发言人说，这次会面没有出现在戴蒙的日程上，戴蒙也没有参加。

爱泼斯坦在认罪后仍然是摩根大通的客户，高层管理人员继续与爱泼斯坦会面，而摩根大通的合规部门则向银行施压，要求银行放弃爱泼斯坦，《华尔街日报》报道。摩根大通表示，它在2013年切断了爱泼斯坦的账户，那时斯塔利刚从该银行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