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方声明相反，有重要的新证据显示，SARS-CoV-2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意外泄漏的可能性更大了。

根据内容平台Substack上的自媒体Public和Racket对多位美国政府官员的长期调查，第一批被病毒感染的人，“零号病人”，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胡犇，他领导了该所对SARS样冠状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这增加了病毒的传染性。

在疫情爆发后三年多，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已经放弃了了解SARS-CoV-2的起源。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共官员反复暗示，揭示疫情起源可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说。他在两届总统的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应对中都是负责人。

然而现在，答案看起来越来越接近。美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来源说，最早感染SARS-CoV-2的三个人是胡犇、于平和朱岩。他们都是武汉实验室的成员。他们不仅在2019年11月就出现了类似COVID-19的症状，而且当时他们正在对SARS-CoV-2最接近的近亲进行功能增益研究。

当被问到对这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的身份有多确定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源回答说：“100%”。

胡犇是谁？

“胡犇基本上是下一个石正丽，”马修·里德利（Matt Ridley）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的分子生物学家阿丽娜·陈（Alina Chan）说：“他是她的得意门生。他一直在制造合成的SARS样病毒，并在人源化小鼠中进行测试。如果我要猜测谁会做这种冒险的病毒研究，并最有可能意外感染，那就是他。”

石正丽被称为“中国的蝙蝠女士”，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领导了功能增益研究。

胡犇和于平研究了SARS-CoV-2所属的新型SARS样病毒谱系，并于2019年与石正丽合著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他们多年来研究的SARS样谱系。

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自2020年初就可能与研究有关的疫情起源提出质疑的杰米·梅茨尔（Jamie Metzl）说：“如果能证明胡在其他人之前感染了COVID-19，那就是‘决定性证据’。胡是石实验室中主要的动手实验者。”

Public 和 Racket是第一批揭露三名生病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姓名的出版物。

其他新闻机构也在追踪这个故事的各个方面。周六，伦敦《泰晤士报》引用一名匿名的美国国务院调查员的话说：“越来越清楚，武汉病毒研究所参与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创造、传播和掩盖。”

下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预计将公布三名零号病人的姓名

下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预计将公布以前属于机密资料，可能会宣布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的姓名，以及他们很可能是最早感染SARS-CoV-2的人之一。今年早些时候，拜登总统签署的一项法案特别要求公布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病研究人员的姓名和角色，他们的症状和症状发作日期，以及这些研究人员是否参与或接触过冠状病毒研究。

2017年12月29日，也就是疫情开始前两年，中国国有电视台播放了一段视频，其中包括胡本观看实验室工作人员处理标本的场景。他们两个都没有戴防护装备。同一段视频还显示了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在寻找蝙蝠病毒时，防护装备很少。

“如果他们担心在野外被感染，他们需要全身套装没有缝隙”才能安全，阿丽娜·陈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武汉病毒所使用活的类SARS病毒进行的研究安全级别太低，“BSL-2”，陈解释说，“当我们现在知道大流行病毒甚至能够从BSL-3实验室逃逸，并感染全程接种年轻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美国2014年禁止了功能增益研究，福奇主导将其搬到中国

虽然科学家们为了开发疫苗而认为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禁止了联邦政府对有关增强功能的研究提供资金，因为专家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这种研究太危险了。然而，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由弗朗西斯·柯林斯和福奇领导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以及美国政府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认为他们对类SARS病毒的工作并不属于有关增强功能的研究定义，并资助了这个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项目。

2018年3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申请了一笔来自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1400万美元拨款，用于将“酶切位点”引入类似于SARS的冠状病毒中，以研究这如何影响它们的生长和致病能力。

科学家表示，新冠病毒的关键部分是其独特的酶切位点，使其比与其最接近的亲属病毒更易传播。

DARPA拒绝了该拨款申请，但现在看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似乎仍然进行了这项研究。《泰晤士报》报道称，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美国科学家站出来表示，武汉的科学家在2019年将酶切位点引入了类似于SARS的病毒中。

胡犇与其他人合著了多篇关于冠状病毒研究的论文，包括与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合著的一篇关于嵌合蝙蝠冠状病毒的论文。该研究项目部分资金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兴流行病威胁（PREDICT）计划提供。与NIH私下共享的数据显示，这些嵌合的类似于SARS的病毒在实验室的人性化小鼠中生长速度更快，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当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了关于流行病病毒的第一篇论文时，他们未能提到这种新型酶切位点，尽管他们曾计划这样做，并声称在实验室中将这种增强功能特征引入了类似于SARS的病毒中。陈说：“这就好像这些科学家提议在马上安装角，但一年后当一只独角兽出现在他们的城市时，他们写了一篇论文，描述了它的每个部分，除了它的角。”

公众在过去几天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武汉病毒研究所、生态健康联盟、达扎克、胡犇和石正丽发送了电子邮件并打电话，但没有得到回复。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中有哪些人了解了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生病的情报，他们持有情报的时间有多长，以及为什么没有与公众分享。“你会预料到原产国会采取防御措施，”阿丽娜·陈说，“但你不会预料到接收病毒的国家会隐瞒关键证据。”

早在2021年，美国国务院就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向公众撒谎

在乔·拜登总统上任前的2021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事实文件，指出实验室泄漏是大流行的可能原因。

“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2019年秋天在第一例被确定的疫情爆发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的几位研究人员出现了病症，症状与COVID-19和常见的季节性疾病相符。这引发了人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公开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员工和学生对SARS-CoV-2或SARS相关病毒“零感染”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今年2月，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告诉记者：“联邦调查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评估该大流行的起源最有可能是武汉的潜在实验室事故。”

实验室泄漏论一度被掩盖、成阴谋论

据《泰晤士报》报道，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发现证据表明，2019年11月参与这些实验的研究人员因类似于COVID的症状而被送往医院。”正如《名利场》杂志之前报道的那样，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在2021年发现的一些信息“一直闲置在美国情报界的档案中，没有经过分析。”

阿丽娜·陈说：“自从我在2020年5月发布了我的预印本（研究论文），声称意外的实验室起源是可能的，我就被批评成阴谋论者。如果这些信息在2020年5月公开，我怀疑科学界和媒体会在过去的三年里一直热衷于关于湿市场中的浣熊犬或穿山甲的问题。”

确定首例COVID-19病例是一位监督增强功能研究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对于寻找掩盖真相动机的调查人员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多年来，政治家、科学家、记者和业余研究人员一直聚焦于COVID-19可能是由美国资助的中国境内增强功能研究导致的可能性。

从《华盛顿邮报》到《揭秘》再到《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都揭示了一些暗示性的细节，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2012年至2020年间为至少18个增强功能研究项目提供资金，以及NIH科学家在2016年对所谓暂停的混合“嵌合体”病毒研究表示担忧。

如果这些信息早些时候披露出来，各国政府可能会对大流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在公众向阿丽娜·陈分享了这些信息后，她表示：“我感到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我感到沮丧。如果你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种实验室增强的病原体，那么你本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做法。整个大流行可能会有所改变。”

现在是全面调查福奇等美国政府官员的时候了

梅茨尔表示：“如果包括福奇博士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COVID-19与研究相关的起源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并明确表示我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所持有的病毒、在那里进行的工作以及谁在进行这项工作几乎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国家和全球的讨论将会截然不同。现在是进行全面调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