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负盛名的高校之一北京大学读本科时,Crystal 就清楚自己未来希望能进入中国顶尖的科技或金融企业工作。
大学期间,为了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Crystal(出于对雇主报复的担忧,只愿透露名字)尽力参与各种活动。她参加了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 and Company)组织的案例分析比赛,努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人文学科背景之外的多样能力。她还完成了四个实习,涉及字节跳动(TikTok 母公司)、以及中国版 Instagram 的小红书(Rednote)等科技公司。到 2023 年毕业时,Crystal 成绩排名年级前 10%。
然而,即便如此亮眼的简历,也只让她有了一个现实选择:继续攻读经济与管理硕士,再花两年时间,才有望正式踏入职场。
“现在本科毕业根本无法保证找到工作。” Crystal 说。“我们毕业那会儿,经济形势很差。2014 年的北大毕业生,随便找份像样工作、过上体面生活都不成问题,但我们这届就完全不一样了。”
Crystal 的经历正反映出,哪怕是中国顶尖高校里的优等生,也在疫情后复杂动荡的就业市场中挣扎求生。
“问题不只是名校毕业生‘找不到高薪工作’,而是他们要拼尽全力争取一份薪资很普通、甚至不足以自给自足的工作。”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钱楠西(Nancy Qian)表示。
自新冠疫情导致中国经济骤然停滞、复苏步伐缓慢且参差不齐以来,中国应届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市场一直低迷,裁员和企业缩编成了常态。
随着每年 6 月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而职位数量却逐年减少,私营企业高薪岗位逐渐转向只招收硕士学历者。多位学生与专家指出。
事实上,中国名校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早已是惯例:每年约有 80% 的北大毕业生选择读研。但钱楠西表示,如今学生攻读硕士学位已不再是为了未来薪资更高,而只是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
即便如此,拿到硕士学位也未必足够。一份来自中国大型招聘平台智联招聘 2023 年发布的报告称:“许多人误以为获得研究生学历就能拿到就业的‘金钥匙’,但现实是,这只不过是一张入场券。能否找到好工作,最终还得靠个人能力……学历只是求职的最低门槛,不再是优势。”
与此同时,选择在国内高校攻读研究生的人数也显著增加。北京清华大学数据显示,2013 届毕业生中,54% 选择继续在中国读研;到了 2022 届,这一比例上升至 66%。
北大方面,2019 届有 48% 的毕业生选择在国内攻读硕士或博士,2024 届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66%。
“现在大家的想法是:‘如果企业门槛越来越高,那我就得满足这些门槛。读研成了不得不走的一步。’” 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生董佳晨(音译)表示。
和 Crystal 一样,董也清楚自己未来希望进入私营企业,而硕士学历只是第一步。
“你在找工作之前,还得完成若干个实习,考各种证书,准备好企业笔试题目等等。”她说。为了找到全职工作,董在毕业前完成了六段实习,今年成功入职美团(中国版 DoorDash)。
钱楠西指出,自 1970 年代末中国经济逐步开放以来,国内也曾多次经历失业潮。但“这次就业市场困境最令人意外的地方在于,它冲击的正是通常最安全、最被看好的精英受教育群体。”
“很多寒窗苦读、拼命挤进名校的学生感到沮丧。”她说。“开始质疑‘我们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拼?或许干脆躺平算了。’”
同时,毕业生对工作的期待也越来越多元化。前中国某在线招聘平台 CEO 刘莉莉(化名)表示:“现在的应届生在意的不仅是薪水,还关注企业环境、行业价值观、离家距离、城市位置。如果这些预期得不到满足,他们宁愿选择继续读书。”
北京通信企业瑞华科技创始人兼 CEO 齐明尧(音译)指出了中国学历贬值(degree inflation)的问题。“我 1992 年上大学的时候,本科毕业 100% 能找到好工作。现在的研究生相当于当年的本科,本科则沦为了当年的大专。”
据齐介绍,瑞华科技在疫情前员工约 60 人,如今裁员至 20 人左右,且这几年几乎没有再招过新人。即便未来恢复招聘,他也会优先选择研究生学历者。“如果要开发软件,研究生肯定比本科生掌握更多专业技能。”
就业低迷还可能引发连锁性人口变化。
“年轻人觉得自己根本没钱结婚、生孩子。”钱楠西说。“当青年失业率高企,很多正常的社交、恋爱、成家、生育机制都会被破坏。”
2023 年 8 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此前该数据在当年 6 月攀升至 21.3%。2024 年 1 月,官方重新发布青年就业数据,但将“学生群体”排除在统计口径之外。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还将原本 25-59 岁合并统计的年龄段,单独拆分出 25-29 岁,以反映“青年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
2024 年 5 月,16-24 岁青年失业率为 14.9%。
对于新毕业生而言,就业前景依旧黯淡,尤其在川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背景下更加不确定。“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在于,很多外企在华岗位也在锐减。”刘莉莉表示。
Crystal 预计将在今年春季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头部科技企业工作。
“如果和美国、欧洲人比,我肯定不开心——他们能有 30 天带薪假期,每小时工资还那么高。”她说。“但如果和中国前几代人比,其实我也没那么辛苦。我父母那代人工作时间一样长,吃不好、穿不好。这样一想,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该承受的苦吧。”(点击这里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