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表面上是关乎出口管制和关税，实则是围绕二战后“美式治世”（Pax Americana）未来的博弈。全球化曾在美国霸权、美元主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由跨国公司推动形成。如今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在美国公众对这一模式日益反感的背景下，复制美国当年的路径。

“美式治世”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定价和企业内贸易，重塑了全球经济。随着欧美重建，美国企业因强势美元和外国贸易壁垒，纷纷在海外建厂规避风险，像通用、福特、IBM都在西欧布局工厂，实现“避汇率、避关税、控股权”。这种模式重视所有权，而不是单纯出口。

这也催生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如今全球约三分之一贸易发生在企业内部子公司间，构成现代资本主义隐秘的“循环系统”。比如通用汽车：零部件在密歇根设计，加拿大生产，墨西哥组装，再销往北美各地，避免了汇率波动和关税冲击。这是出口型企业无法比拟的结构性韧性。

外界常把全球化简化为“资本追逐廉价劳动力”，但美国对外投资其实更多流向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优先考虑的是市场准入、客户距离、技术生态和政治稳定。

内部贸易也带来治理难题：子公司间商品、服务、知识产权如何定价？答案是“转移定价”。表面按“独立交易原则”定价，但在无形资产和高度一体化运营下，估值主观性极强，漏洞频现。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也面临汇率和贸易壁垒夹击。1985年的《广场协议》让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涨到150，十年后破80，同时美欧限制日本出口、征反倾销税、设本地化生产要求。日本企业迅速海外建厂，丰田、本田、索尼都在美欧布局，变“出口商”为“全球生产商”，复制美企模式，通过企业内贸易和转移定价对抗不利环境，且布局覆盖整个大陆市场。

但全球贸易规则始终滞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只管独立经济体间货物关税，难以应对跨国企业网络。1995年世贸组织虽新增服务、知识产权和投资条款，但对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贸易治理依然有限。

当下有两大难题：
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全球化企业结构和以国家为单位的税收体系矛盾加剧。企业全球经营，税务却本地征收，转移定价成各国博弈焦点。虽然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提升，但政治和财政压力也随之而来。

二是，中国。其出口规模已产生冲击力，美国则在直接或间接阻碍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这可能比美国在亚太60多个军事基地更有效遏制中国。

有人会说，中国和当年日本不同，是“对手”，必须强硬。但别忘了，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也反对战后对德国经济绞杀，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基于后果预判。

现实政治（realpolitik）本不讲究意识形态契合与否，更重要的是后果。即便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也该明白，若执意遏制中国，结局恐怕都好不到哪去。

作者简介：马克·钱德勒（Marc Chandler）是Bannockburn Global Forex（第一金融银行子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点击这里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