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欧洲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整个欧洲大陆的各国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情报机构的权力，而这种变化在几年前几乎难以想象。
德国正准备赋予其对外情报机构更强的实际行动职能。荷兰正在扩大情报机构主动打击敌对势力的能力。奥地利正在扩大间谍活动的法律定义。瑞典则在重建其对外情报体系。
综合来看，这些变化构成了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安全化”浪潮：越来越多的活动被重新界定为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机构被纳入安全体系，情报部门也正从主要负责收集信息的组织，转变为被越来越多地要求采取实际行动的机构。
欧洲西部的安全体系受到两项因素的冲击：一是国际环境日益强硬、危险的普遍认知仍在持续；二是川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角色越来越难以预测，由此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川普改变了讨论的方向
2025年3月，川普政府一度暂停与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分享美国的军事情报和战场情报，这给欧洲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
几十年来，欧洲的安全规划一直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一旦战略局势变得严峻，美国的情报能力就会随时提供支持。突然之间，欧洲人发现，他们已经不能再确信自己一定能够依赖美国。
据报道，2025年晚些时候，荷兰出于对政治干预及“人权”问题的担忧，停止与美国同行分享某些信息。这场争端只是让华盛顿的欧洲伙伴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的缩影：情报合作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是可能发生变化的。
欧洲人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他们此前一直回避的问题：当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情报体系的盟友，不再能够被假定拥有与自己相同的政治优先事项时，会发生什么？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欧洲必须增强自身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正准备取代美国，也不意味着跨大西洋情报合作即将消失。但欧洲各国政府希望确保，即使华盛顿的政治优先事项与自己不同，欧洲的情报机构仍然能够开展行动。
德国：从间谍活动到破坏行动
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下的德国，或许最能体现这场转型可能达到的程度。柏林正在推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情报体系改革。
根据预计将于1月生效的改革方案，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将获得大幅扩大的权限，可以开展进攻性行动。在紧张状态或军事防御状态下，该机构可以在国外实施破坏行动。
这在理念上是一次重大转变。传统上，德国联邦情报局主要与对外情报收集联系在一起。
改革还将扩大德国情报机构的技术能力。联邦情报局和联邦宪法保卫局（BfV）将更有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处理大型数据集，并将生物识别信息与互联网数据进行交叉比对。
出于战略情报目的收集的电信通信内容，最长可保存六个月；包括IP地址在内的通信数据，最长可保存十二个月。
一个能够收集更多信息的情报机构，权力自然更大。而一个还能操纵数据、删除数据、开展进攻性网络行动，或在国外破坏目标的机构，就不再只是向权力行使者提供信息，而是能够直接行使权力的工具。
在欧洲大陆，由于历史经验使人们对强制性权力的集中格外敏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重大。
奥地利正在扩大间谍活动的定义
奥地利政府采取了另一种做法。该国已宣布计划加强反间谍法律体系。根据现行制度，如果外国情报活动针对的不是奥地利本身，而是其他实体，那么相关行为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拟议中的修改方案，针对设在奥地利境内的国际组织实施间谍活动，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这些机构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以及欧盟的若干机构。
对危害的定义也将作出调整：即使尚无法证明已经造成实际损害，只要相关活动可能损害奥地利的安全、国际声誉或经济利益，也可能被纳入其中。
该法律还将打击外国情报机构招募人员的行为，包括所谓的“低层级特工”。
这体现了欧洲新安全政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安全防线正在不断扩大。
荷兰希望情报机构先发制人
2026年8月，荷兰政府提出修改国家安全立法的方案，以扩大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AIVD）以及军事情报与安全局（MIVD）的权力。
拟议中的规定将允许这两个机构在某些情况下，无须事先获得许可便开展主动行动，同时也将便利情报机构与武装部队、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私营企业之间进行更多情报共享。
荷兰政府明确将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列为其认定的“明显对手”。
这项改革还将加强私营部门与国家安全体系的融合。科技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掌握着政府所需的信息，因此，情报体系与私营经济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模糊。
瑞典正在为后中立时代重建体系
瑞典也正在经历自身的制度转型。
按照计划，瑞典新的对外情报局（UND）将于2027年1月1日开始运作，把文职对外情报与军事情报分开。瑞典政府认为，这种分工将使职责更加明确，并提高国家评估更广泛安全威胁的能力。
瑞典加入北约，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国的战略环境。重建情报体系，是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加入北约不仅意味着实现军事互操作性，一个国家还必须了解各种威胁、获取并分析情报、保护敏感信息，并向盟友提供情报。
瑞典正在做的事情，在欧洲越来越普遍：各国正在重建国家安全机构，以适应这样一个世界——战略不确定性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
布鲁塞尔无法建立一个欧洲版中央情报局，但正在逐步形成某种体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在情报领域仍然相当薄弱。国家安全事务仍牢牢掌握在成员国手中。布鲁塞尔可以协调和分析情报，却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由其指挥的欧洲情报机构。
几十年来，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一直是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欧洲最有能力的情报机构更愿意在范围很小、彼此信任的伙伴之间合作。
欧洲最知名的情报合作论坛——伯尔尼俱乐部，没有常设总部或秘书处，传统上也只是定期举行会议。
这种局面正在开始改变。芬兰前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在2024年提出，欧盟应考虑建立一种完整的情报合作能力，实际上相当于欧洲版的中央情报局，既能满足战略需求，也能服务于行动层面的需要。
从政治现实来看，这一设想仍不切实际。很少有成员国愿意把最敏感的情报能力交由布鲁塞尔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情报合作停滞不前。
越来越多的情报联络官开始进驻欧盟成员国常驻布鲁塞尔代表团。欧洲对外行动署正在加强情报分析能力。欧盟情报与形势中心（INTCEN）也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机密信息渠道。
INTCEN本身并不从事间谍活动。它依靠各国情报机构自愿提供的情报，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战略评估，供欧洲决策者参考。
最终，这种模式可能比建立一个欧洲版中央情报局更加现实。欧洲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庞大的欧盟统一情报机构，而更可能形成若干由各国情报机构组成、共享敏感信息的小型合作圈，同时辅以更强大的欧盟层面协调和分析机构。
真正的问题在于：谁来控制这些新权力？
这场全面转型隐藏着一种危险。西欧各国的情报体系在历史上存在很大差异。它们形成于不同的宪政传统、战争经历，以及对情报机构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之中。
传统上，情报机构应当为行政权力提供支持，而不应当自行成为权力的行使者。
赋予情报机构开展进攻性网络行动、操纵信息、破坏敌对网络或实施破坏行动的能力，在界限明确的情况下或许有其合理性。
但每增加一种新能力，都会引发同样的问题：谁来授权？谁来监督？谁有权提出质疑？如果一个政府想要改变对外部威胁的判断，又会发生什么？
欧洲正在逐渐“国安化”
西欧有充分理由增强自身发现和遏制威胁的能力。战略环境竞争日益激烈，网络行动已经成为国家施展影响力的常规工具。
情报战的目标也越来越多地指向企业、基础设施、政治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军事设施。
但这场转型应当受到密切关注。欧洲的情报革命正在通过几十项看似技术性的决定逐步推进：某项数据的保存期限被延长，间谍活动的定义被扩大，某处新增了网络行动授权，情报机构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更加紧密，布鲁塞尔又设立了一个新的情报办公室。
欧洲并没有一部统一的《情报法》，但也不一定需要这样一部法律。安全国家的权力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不断扩大，而这或许正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战略冲击，以及美国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原本已经开始的进程。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得出一个结论：它们需要更独立的情报能力、更灵活的行动权限，以及彼此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最终形成的可能不会是一个欧洲版中央情报局，而是一种更具欧洲特色的体系：强大的国家情报机构在日益密集的网络中开展合作，并由布鲁塞尔更强大的情报分析与协调层提供支持。
欧洲正在为自己的情报机构装上利齿。接下来的问题是：欧洲是否也会建立足够有力的制度，来决定这些利齿何时可以咬人，以及它们可以咬谁。（原文）
